《梁祝》护航者孟波:人生有浪也不惊



孟波先生走了一年了。时岁99的他,是静悄悄地离开的,毫无痛苦,似乎是匆匆去赴四个月前离他先走一步的夫人——著名作曲家严金萱的天堂之约的。


记得孟老辞世前十余日,我与作曲家陆在易一起手捧鲜花前往华东医院探望,此时他已有十余天未进食,全靠输营养液维持生命,身体极度虚弱,不过尽管时睡时醒,但意识相当清楚。听到陆在易轻唤,哆嗦着嘴唇“嗯——”了一声,伸出白皙而干枯的手,颤颤巍巍地侧身与我们握手。使我们吃惊的是,此时孟波虽然已无力讲话来表达,握手时却极为有力。“你上次介绍关于《上海之春》的这段历史,我已记录下来并已发表在《上海音讯》上了。”闻得此言,孟波再次缓缓地伸出不打点滴的左手,第二次紧握住陆在易的手。“《上海之春》能成功举办并一直持续至今,是与你的创导和努力分不开的,现已成为上海城市的一个品牌、名片。”陆在易动情而肯定地说。


“老孟,20年前在抗战胜利50周年时,我曾邀你来好小囡少儿合唱团讲述当时你创作的抗战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孩子们听了很感动。20年过去了,抗战胜利70周年了,希望你早日康复,我想再次邀请你来替我们‘好小囡’的新一代团员讲讲这段历史。”我不紧不慢地说着,老孟听后嘴角悄悄地动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但已经说不出了,只是再次伸出温暖而布满皱纹的大手,牢牢地紧紧地和我握着,怎么也不肯松开……


没脾气,有深情



我与孟波的“亲密接触”是在1971年,我借调到文化局下面一个专门对群众文艺搞调查研究的组室,办公地址是与文化局相隔一条马路的长乐路788号。这里是京剧大师周信芳的“公馆”,我们办公在前楼,周信芳一家就住在后楼,仅一墙之隔。有时逢周四大扫除还能打个照面。某天上午,局工宣队一位头头突然陪着来到“小组”宣布,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孟波现到群文组与大家一起搞调研。匆匆几句话后,孟波就在七八个人的掌声中留下了。毕竟原来“级别”较高,我们七八个人挤在一间大办公室,孟波在一个“单间”。当天下午,我与刚调来不久的作曲家许国华一起去老孟办公室“聊天”时,他竟脱口出:“赵家圭,知道,音乐院指挥系毕业的,合唱指挥专业,是马(革顺)先生高材生。”而对着国华竟然说:“‘小朋友’怎么也在这里?(因国华长得比较瘦小,在“上音”几乎所有的师生都亲昵叫他“小朋友”)”多年未见,我们就这样轻松嘻哈地聊起来了。孟波看上去是白面书生,慈眉善目,性格温文尔雅,说话轻声细语,并带着糯糯的常州家乡口音,无一点“官架”。他大儿子孟临后来告诉我:“在家中,父亲几十年来从未发过一次脾气,即使我们做错了什么,也从不大声训斥,在一生中与母亲更是从未争吵过一次。”

 

1946年孟波与严金萱在延安结婚


群文组的工作就是不断地到各区县、各系统甚至到安徽小三线,包括在安徽属于上海管辖的黄山茶林场等基层看演出,只要是音乐方面的节目,总是我和孟波前往。在学校礼堂、工厂车间、港口码头、农村田头,晚上看演出,白天讨论、点评,然后写成简报上报。时间长了,空下来时,孟波和我什么都讲。谈生死经历、音乐创作、人生哲理……


那次,文化局派我陪同孟波一起前往歌剧院小分队在安徽小三线各演出点了解情况,在丘陵起伏的皖南山区,我们边走边谈,一路上看云雾飞渡,赏黄山险峰,喝清冽山泉,观嶙峋怪石,住在芜湖的“铁山宾馆”那晚,我们几乎彻夜卧谈。我问他:“到现在为止,你一生中最难忘的事是什么?”孟波在淡淡的灯光下停顿了一下,动情而痛苦地回忆:1941年带领200余青年学生(其中还有不少是女学生)从苏北盐城附近撤退,清晨突然遭遇日伪军袭击,只有一个战斗班,五六条枪,子弹也不多,清晨大雾弥漫,日伪军不知我方实力,只是用机枪扫射,我们牺牲了不少同志。日伪军在迷雾中牵着狼狗搜索,同志们只得躺在牺牲者中间,脸上涂上鲜血或是带着的红墨水,“装死”才混过去……“我们三个负责同志,牺牲了两位,我侥幸活下来,匆匆撤退……”说到此时,孟波的声音有点哽咽嘶哑。


当我问到他的代表作之一——歌曲 《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的创作过程时,他不假思索道:“那是在1936年,成千上万中国人民惨死在日寇屠刀下,但蒋介石却在国民党的 ‘五大’上说‘牺牲未到最后关头’,此言一出,全国哗然。这句话在新闻媒体登出后,当天上海就举行了抗日救亡示威游行。”孟波清晰地记得,当天就是在作曲家冼星海家中,冼星海对吕骥、安娥等几位搞词曲的青年斩钉截铁地说,一定要与蒋介石一派胡言乱语针锋相对,并亲自点名孟波、麦新去写一首歌,标题就是《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1938年孟波在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176师指挥唱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摄于安徽金寨


“那天晚上临危受命,我与麦新在延安东路外滩附近的黄浦江畔一条小马路上的小弄堂里,沿着一排石库门,走在狭窄的弹格路上,在昏暗的路灯下,与他一起,一下子涌出了铿锵有力的旋律:‘向前走!别后退,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时走时停,我在小纸片上急促地记下歌词、曲调,不时还与麦新争论几句。”这首充满激情的歌曲后在麦新、孟波所编的《大众歌声》第二集上发表,立即传遍全国。据传,“中山舰”在遭日军狂轰滥炸即将沉没时,舰长与全体战士站在甲板上高唱着这首战歌,与战舰一起渐渐沉入江底壮烈牺牲……这首歌也曾走出国门,由42个国家组成的“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反法西斯大会上,由音乐家任光指挥旅欧华侨合唱团演唱过。199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好小囡少儿合唱团在陈毅广场举行纪念音乐会,排练此歌时,我特地请孟波来团给孩子们讲抗战历史和歌曲,孟波早早来到排练厅。那天,上百孩子安静地听着,孟波时而讲述,时而哼唱……



有惊涛,不惊乍



孟波的经历如同其名:波澜起伏。大约在1964年下半年,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同志来上海,在接见上海局以上领导干部后一起合影留念时,与孟波握手讲话,看似曾是相识。原来,抗战胜利后刘少奇在皖北工作时,孟波到新四军总部报到时第一个见到的就是当时新四军的最高领导刘少奇,刘少奇非常欢迎孟波去新四军工作,说十分需要有文化的青年来根据地打开局面,搞好宣传。当晚孟波被安排在与少奇一板之隔的宿舍,看到孟波脚上穿了一双破烂的草鞋时,刘少奇还特地送了一双新布鞋给孟波……

 

孟波先生与夫人严金萱女士晚年照


“文革”开始后,在上音大礼堂,我亲眼目睹孟波作为“刘少奇黑线上的一颗毒瘤”遭到批斗……


上世纪70年代,相似的惊涛骇浪和暗流礁石,孟波也遭遇了。2009年我在孟波办公室跟他谈起这些,孟波对上下起伏的事,脸上表情波澜不惊。他没有抱怨,没有责备,没有悲伤,没有申辩,更不会愤怒,只是平静地用踏实努力的工作来证明自己。作为一位高级领导干部,这样的气质与品格实是弥足珍贵。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孟波任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负责人。1993年夏末初秋,在上海音乐厅休息室碰到孟波时,我告诉他我在日本待了三年,发现国内合唱水平迫切需要提升,认为应当从抓合唱团、抓娃娃们开始,准备成立一个“少儿合唱团”。孟波突然神色凝重严肃而激动起来:“上海有像黄自、星海、聂耳、贺绿汀、麦新这样的优秀作曲家,创作出一批流传至今的优秀作品,在三十年代抗日救亡运动中群众歌咏也始终走在全国前列,但要与时俱进,让群众歌咏活动逐步提升转向合唱艺术!就靠你们这一代人了。希望你让孩子们正规地学习,严格地要求。”我试探性邀请孟波,好小囡少儿合唱团成立大会你能否来出席?“我一定来!”孟波连“格楞”都不打。成立大会那天,他得知是一个绒线的品牌命名的这家合唱团,一定要在仪式结束后去见见那家企业的董事长,握着他的手反复说:“谢谢你!谢谢你!”



有担当,少声响



还有一件想起来至今都会感动的事。


著名女作曲家寄明(原名:吴亚贞)于1997年因病去世,她1939年从上海国立音专钢琴专业毕业后即赴延安鲁艺任教,跟冼星海学作曲,1949年后在上影厂为电影谱曲,1962年为儿童故事片《英雄小八路》写的一首主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被收入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1978年被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我深知这样一位为我国少年儿童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作曲家值得好好纪念,非常想在她逝世一周年时举行纪念音乐会,但我除了“愿望”外,什么都没有。

 

热心音乐教育的孟波先生参加一家少儿合唱团成立仪式


一次碰到老孟,谈起困难时,他表示支持,并感慨:“我们对歌星捧得太高,宣传太多,对作曲家太……”后来当这台“迟到的音乐会”的筹备引起媒体关注,孟波又来电数次给我“打气”,说不要气馁,一定会办成。到1999年春这台音乐会得到资助,孟波建议在5月23日举行(他说这一天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7周年,寄明曾在延安聆听过毛主席的讲话,1999年也是中国少年先锋队成立50周年)。寄明丈夫、作曲大家瞿维帮我挑选了《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好阿姨》等十余首寄明创作的少儿歌曲,孟波与夫人严金萱拿着花篮,第一个到达音乐会现场,到后台紧握我的手说:“这场演出肯定成功!”那天,吕其明、陆在易、杨立青、许国华、黄准、徐景新、蔡璐、邱悦、吴应炬、刘雁西、杨绍梠、陆建华、朱良镇……几乎在上海的作曲精英都来了,有的拿着精致的小花篮,有的捧着青翠欲滴的鲜花,几十位上海“大牌”作曲家为这次特殊意义的演出聚在一起,可说空前绝后。后来我得知,不少作曲家是孟波亲自打电话通知的,作曲家吕其明握着我的手赞叹说:“好小囡,好孩子,好声音,唱得太棒了!中国合唱作品太少,少儿合唱更少,这样的音乐会是推动,是促进。”作曲家黄准也感叹:“唱得太感人了,我创作的少儿作品音乐会,也一定请好小囡唱!”

 

文中所提的那张寄明作品音乐会上珍贵的合影,第三排左起分别为本文作者、吕其明、瞿维、孟波、严金萱、黄准。(已故作曲家许国华 摄)


几年前,“好小囡”应邀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在音乐厅演唱8首童声合唱,指挥陈燮阳建议我请孟波儿子孟津津配器,我去孟波家中与津津谈配器要求,结束后到二楼看望孟波与严金萱。进到房间,我惊呆了,一位曾是宣传系统高层领导,一位是芭蕾舞《白毛女》主要作曲,家中椅子、书桌、柜子等家具已陈旧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连电视机还是九英寸的,比农民工的宿舍都不如。可孟波还是乐观豁达,笑声朗朗,不忘问:“好小囡怎么样了?”“一定要给孩子们打下扎实的基础。”严金萱反复叮嘱要让孩子们看线谱(五线谱),这样才能唱好有难度的作品。


孟波老的一生难免苦涩味的波澜,但他用历史和岁月,用时间和事实来说话,不一惊一乍,待到风平浪止时。他一生写出多首流传全国的歌曲,作为文艺界领导用极大的勇气和胆识决定和助推了《梁祝》的诞生,以过人的魄力抓出了已成为国际上有影响的上海音乐名片——“上海之春”……


孟波老,可以告慰你的是,你一直牵挂的孩子们的合唱团,成立23年来几乎包揽了在上海演出的歌剧、舞剧、清唱剧、音乐剧、交响乐中的童声合唱,且全部用意、德、英,拉丁文原文来驾驭。我相信,孩子们的歌声,你和严老师在那里一定听得到,让那清纯童稚之音,一浪一浪地陪伴着你们。


题图为1959年,丁善德(左一)、何占豪(左二)、陈钢(左三)和孟波在讨论《梁祝》的创作

本文组稿、编辑:伍斌  邮箱:wbb037@jfdaily.com 本文部分图片由作者提供,其余均为历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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